1946年到1949年，中国虽然结束了抗日战争，但并未迎来真正的和平。蒋介石集团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导致国内再次陷入战火。这场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在此期间，解放军越打越强，成功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多轮攻势，包括全面进攻、重点进攻以及全面防御。

从1948年到1949年1月，解放军接连在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中取得胜利，平津地区也即将落入掌控。国民党依赖的野战部队几乎被全歼，战场上的优势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政府迫切希望停战，试图重整旗鼓，为未来的对抗做准备。

双方决定以长江为界，各自管理一方。这一安排旨在通过地理分割来划分权力范围，确保两方势力互不干涉，各自维持其控制区域内的秩序与稳定。这样的策略在历史上常被用于解决领土争端或势力冲突，通过明确的边界来减少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关于蒋介石的和谈意图，许多人持怀疑态度。由于在三大关键战役中接连失利，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布辞职，返回宁波故里“休养”。与此同时，代总统李宗仁组建了新的政府团队。

李宗仁对和平谈判持积极态度。在蒋介石辞职次日，他就发出电报，表示国民党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为了摸清共产党的和谈立场，李宗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分别派遣邵力子、刘仲容、黄启汉、颜惠庆和张治中等人前往北平。这些代表以官方、个人或社会团体等不同身份与共产党进行接触。

中共方面接待了邵力子和刘仲容等人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与其展开商谈。与此同时，解放军在3月间主动停止了湖北孝感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此表明和谈的诚意。

3月26日，李宗仁派出由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人构成的和谈小组，于4月1日正式抵达北平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也组建了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团队，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此次协商的核心议题是国民党政府能否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要求，特别是关于解放军跨过长江这一关键条款。双方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并允许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谈判中提出了八项核心要求。这些条件包括：追究战争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取消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和宪法，对敌对武装力量进行民主化整编，没收官僚阶层的资产，实施土地改革，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排除反动势力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全面接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这些措施旨在实现国家权力的和平过渡和民主重建。

李宗仁和国民党政府无法认同这些提议。原因在于，被列入战犯名单的不仅有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李宗仁自己也在其中。此外，李宗仁当时并未完全掌控国民党，蒋介石虽身在宁波，仍以党主席身份操纵大局。因此，李宗仁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一要求。

要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宪法，没收官僚资产并改编军队，这等于直接摧毁了国民党在军事、财政、法律和政治上的核心权力，国民党显然不会接受。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主要是要求国民党终止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由于美国是当时国民党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国民党也不可能同意这一要求。

对于解放军是否跨过长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持坚决反对立场。他们担忧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其政权将迅速瓦解。为此，李宗仁于4月7日向共产党提出“划江而治”的建议，并试图争取英、美、苏等国的支持。然而，共产党基于国家统一的原则，明确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强调“无论战与和，解放军都必须过江”的坚定立场。

国民党在提出以长江为界分治的方案时，并非毫无依据，而是基于一定的考量。他们对于这一提议抱有一定的信心，认为有其现实基础。

尽管国民党在多次战役中接连失利，但其兵力依然庞大，保有超过两百万的军队。这些部队主要分布在两个关键区域：一是由汤恩伯负责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覆盖范围从江西九江延伸至上海崇明岛；另一个则是白崇禧领导的华中绥靖公署。这两个战略要地的部署，构成了国民党在长江沿线的主要防御体系。

国民党方面部署了超过60万军队，并在长江沿岸安排了海军巡逻，而解放军则以武汉为核心，集结了30余万兵力。国民党高层坚信，凭借长江天险，他们能够有效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从1949年3月31日蒋介石写给汤恩伯、顾祝同等将领的亲笔信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他的战略判断。蒋介石在信中明确指出，他认为美苏之间必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坚信，一旦战事开启，美国将重新提供军事援助，届时国民党军队就能借此机会展开反攻行动。这封信件内容充分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战略预判和对国际局势的基本认知。

此外，美国、苏联和英国的立场也让他们看到了可趁之机。

当时，英国紧随美国步伐，在长江吴淞口至南京段水域驻守了两艘军舰（美国则派遣了两艘巡洋舰）。两国对中国可能渡江推翻国民党政权深感忧虑。此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英美两国都极力避免看到中国彻底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局面。

美国当时的主要战略重心放在欧洲，特别是与苏联的对抗上。同时，他们在西太平洋还得应付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日本的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下，美国并不希望看到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南方也卷入战争，增加他们的负担。因此，美国对于接受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方案也有一定的考虑和动机。

苏联的情况跟中国有点像，那会儿他们主要精力都放在欧洲那边。刚打完二战，苏联自己也忙着恢复元气。斯大林他们琢磨着，要是解放军打过长江，美国很可能会插手，到时候苏联也得被卷进去。斯大林可不想在这节骨眼上跟美国干起来，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苏联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展现了一定的妥协态度。例如，在希腊问题上，苏联选择将控制权移交英国，并促使希腊左翼武装停止对抗。同样，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也接受了南北分治的方案。这些事例都反映了苏联在外交决策中的务实倾向。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核心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双方立场差距过大，根本谈不拢。共产党这边势头正盛，信心满满，认为自己稳操胜券；国民党那边节节败退，虽然处境不利，但还不肯认输，总想着找机会翻盘。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在4月19日和20日直接发电报拒绝和谈条件，导致谈判彻底谈崩，也就不奇怪了。

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整合与融合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分裂只会导致资源分散、力量削弱，而统一则能集中优势，实现共同繁荣。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大一统时期往往伴随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昌盛，而分裂时期则多表现为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因此，顺应时代潮流，追求统一不仅是现实需要，更是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统一更成为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关键途径。

国民党当局的预期并未如愿实现。

国民党军队原本指望长江天险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但这一防线并未发挥预期作用。4月20日，解放军主力部队从铜陵一带发动突袭，标志着渡江战役全面展开。次日凌晨，解放军与江阴要塞的起义部队顺利会师，迅速攻占这一战略要地，彻底瓦解了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迅速攻克南京、镇江、无锡等战略要地。至4月底，江苏全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中。进入5月，杭州、南昌、武汉等城市相继被解放，部队锋芒直指福建地区。6月2日，随着上海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彻底瓦解。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被迫撤离大陆，转赴台湾。

国民党当局并未寻求所谓的"国际调解"。美苏英三国都对中国的主权保持尊重，没有公开支持任何分裂中国的提议。这些大国都明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或提出分裂方案是不可行的。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言论或行动都不会得到支持。大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都保持谨慎，避免触及中国核心利益。

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与中方发生冲突，双方展开炮战。该舰最终匆忙撤退至吴淞口。尽管当时英国保守党党魁丘吉尔公开表示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最终并未付诸实施。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英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的谨慎态度，同时也展现了新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坚定立场。

美国观察到英国在紫石英事件中的遭遇后，迅速在上海战役爆发时撤走了长江区域的军舰。同年5月25日，驻青岛的美军也全部撤离。苏联方面，实际上并未参与渡江战役后的局势发展，国民党当局期望国际力量干预的愿望最终落空。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结合冷战后的国际格局，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划江而治设想，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方案一旦落实，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当时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若实施划江而治，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阻碍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这不仅会削弱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能引发长期的内部分裂与动荡。因此，这种方案虽然曾被提出，但从长远来看，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国际局势紧张，朝鲜半岛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德国也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越南则分为南越和北越。这些分裂后的国家都成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手，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军备竞赛中，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德国和越南分别在1976年和1990年实现了国家统一。促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在于战争和政治格局的转变。此外，这两个国家在分裂之前的老一辈居民仍然占据人口的主要部分，他们对统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民心所向最终推动了统一进程的完成。

若外部环境保持稳定，随着老一辈逐渐逝去，经过几代人的更替，民众对分裂现状的适应程度将日益加深，统一的诉求可能随之减弱。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局面正印证了这一点。

从历史发展来看，当年在北平谈判期间，中共坚持渡江作战、反对划江分治的策略无疑是明智之举。这一决策有效防止了中国陷入分裂状态，避免了类似南北朝、南北越或东西德那样的长期割据局面。正因如此，在渡江战役打响之际，毛泽东才会反复强调要"乘胜追击、不图虚名"，这体现了他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和坚定的战略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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